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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桐港
泉州，因遍植刺桐，故别名刺桐。在海上交通史上，也以刺桐港闻名于世。然而港口的具体位置，由于历史久远，沧海桑田，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大体有三，至今难有定论。
后渚港说
《新元史·世祖本记》：“至元十七年（1280），大军从刺桐港出发，东征日本，翌年无功而还。十九年（1282），击缅甸。二十一年（1264），使脱欢击占城安南。”“至元廿九年（1292），大军会泉州，自后渚起行。”以上军事行动均从刺桐港（后渚港）出发。
自1974年后渚港发掘宋代沉船后，“后渚港即刺桐港”似成定论。
南关港说
有人否定“后渚港说”，认为“刺桐港”是“南关港”。
“南关港说”论者认为：从中世纪到过泉州的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以及《光明之城》的作者雅各等人对“刺桐港”地理环境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看到的是具体的刺桐城“沿岸的一个港口”，既不是“三湾十二港”，也不是从港口看不到城市的后渚港。
以16世纪西班牙公使团奥斯定会士记述为例：“这是个普通城市，环绕着一条长长的河流，可能有7万户人家，交通贸易繁盛，供应各种各样的东西。由于海只离这城市两里格，船舶顺流可入大海，有一个桥架在河上面……靠近桥有一千多条船停在河里，那么多的船只和三樯帆船充满整条河流”。他们认为奥斯定会士描述的明代泉州城“这一个港口”，为确认刺桐港的位置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诠释：“环绕着一条长长的河流”是晋江；“架在河上面”的桥就是顺济桥；“靠近桥有一千多条船停在河里”——这才是欧洲游历家所看到的刺桐港。
从历代泉州市舶司遗址与刺桐港的关系看，宋时，泉州市舶司设在郡城南水仙门内（今水门巷），附近有一条巷叫舶司库巷，可见水仙门就在江边，且海船能够靠岸验关和卸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郡城南水仙门一带就是南关港即刺桐港的位置。
对于以前学者一直以元史关于元军曾集结后渚出海远征的记载证明“后渚港就是刺桐港”的论述，“南关港说”论者分析认为，元军出兵征服爪哇时，刺桐港已是世界大港，风樯林立的南关港和人烟稠密的城南一带不可能容纳下元军千艘战船、两万兵马和一年粮草、辎重，因此元军只能选择后渚作为临时军港和营地。因此，元史的记载并不能证明“后渚港就是刺桐港”。
“南关港说”论者从泉州湾出土的宋代古船的返航时间、沉没原因、沉没地点、沉船上出土的香料货物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进一步得出推论：这艘宋船是在南宋末（1276）秋冬时蒲寿庚尚未举城投元前出海，1277年夏该船返航时泉州已变成元朝天下，此时正遇张士杰率宋军攻打泉州城，该船进不了泉州港，船员们弃船而逃，货物遭抢，船被破坏沉没。后渚港并非该船的目的地，充其量当时后渚只是候潮停泊的外港而已。
南关港向后渚港转移说
由于海上贸易的繁荣，港口的空间结构始自南宋后期即重新调整，港道稍嫌狭窄的南关港、石井港，到元代已被泉州湾上开阔的后渚港所取代。
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廷实施海上兵力大集结，同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远嫁，成宗大德三年（1297）遣使忽鲁谟厮，顺帝至正二年（1342）罗马教廷来使，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来华，都经由后渚港出入。他们赞美“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51页）。据伊本·白图泰目击：所谓艟克挂3至10扇帆，载海员600人，战士400人，尾随柴水船3艘，刺桐港则是它的产地之一。 （资料来源：泉州历史网，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