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交通史迹
闽南地处太平洋盆地西缘东海之滨，枕山瞰海，其居民几千年来就拥有恃海洋谋生的丰富经验与优良传统。
早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今福建全省包括泉州均属越国地，其土著居民统称百越族，擅长造舟航海。《越绝书》称其“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各飘然，去则难从。”“越人谓船为须虑，习之于夷。夷，海也。” 到秦汉时期，闽越族就以舟楫文化发达闻名。《汉书·严助传》曰：“(闽)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以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日游艇子……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随徙，船式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破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乌船。”
汉末中原板荡，黄河流域的人口不断入闽，木兰溪、南安江（今晋江）与柳营江海口平原及临海坡地逐渐改变地旷人稀现象。入闽的中原汉人带来的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和原住百越人的文化交融，促进了闽南地区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为这个区域剩余产品的流通和区域经济体系一体化提供前提条件。
公元6世纪南朝，这里已有大船通往南海国家。出现了到马来半岛和印度的航线。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应梁武帝之请，从扶南泛海出发来中国，曾两次来到泉州（晋安郡属地、梁安郡），在丰州九日山下延福寺挂锡和翻经。
隋代，泉州也有了通往夷州（台湾）的航线。大业年间（605—618），隋炀帝谴使开发夷州，曾泊舟于石井港，并募舟代驾船渡过海峡以达台湾。
唐代中后期，由于出口商品主要来自遥远的东南地区，陆路自然环境对于运输的障碍，加上北方地区的动乱，从汉代起开辟的中国对外陆路交通日渐衰落，中外商人越来越多地利用海上交通进行贸易。而闽南沿海地区分布许多天然良港，民间商人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航海知识及与海外进行商品贸易的经验，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泉州从而跻身于中国南方的要港之林，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中唐诗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就有“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之称。
五代中开始，闽国的统治者王审知家族采取保境安民、奖励外貌的政策。泉州地方的主宰者即凭借晚唐以降通商海外的传统，积极开拓海上贸易事业。
北宋闽中刺桐港海商已开拓和使用自东北亚太平洋西岸迤逦西南至印度洋的漫长航线，“舟行新罗、日本、琉求、大食之属”。
南宋因为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南移，泉州的对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港埠，同亚非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关系。形成“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局面，并一直持续到明代初年，时间长达近三百年之久。
明朝建国以后，实行禁海锁国政策，对本国商人的出海与从商采取了严厉的打击，宋、元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官商结合的航海贸易遭到致命打击。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奉命经略海基，后渚、法石、祥芝、永宁、深沪、福全、金井、围头、石井、安海诸港基本成为海疆卫、所、寨军事防守要地，但是，由于明政府控制不力，加上地方商、军、官三者为了牟利形成一定的联合势力，从明代开始，私商贸易得到很大发展。其中的安海港竟因非法海上贸易的发达而成为闽南重镇，“番舶连翩径至”。
景泰年间（1450—1456）泉州港的官商贸易彻底衰落之后，漳州月港民间对外走私贸易兴起。在此后的100多年间，以月港、锦江（石码）为中心的商业港埠逐渐取代泉州港。
厦门在明初为永宁卫辖下的中左所，海上贸易也在这禁而不绝的特定条件下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西方海盗的觊觎对象。洪武二十七年（1394），西欧商船首次进入厦门，随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商人接踵而至。明末清初，郑成功以厦门为抗清基地，实行“通洋裕国”，对外开放，突显了厦门在闽南海上交通史上的地位。郑成功退守台湾以后，尽管后来清廷实行海禁，厦门依然成为特准与外国从事贸易的极少数几个港口之一。鸦片战争后，厦门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从此确立了它作为闽南地区海上通商贸易中心港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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